作者：张藜
一、对调
2002春天的时候，没想到在一次教育扶贫对调工作中里，我能回到当年念初中的那所母校里。当我束着马尾站在母校的讲台上时，看见台下的学生不约而同流露出失望，也许在他们的想象里，一个从省城名校对调来的老师，应该是雍容华贵，气质高雅，而不应该是这样朴素平凡，一如邻家姐姐。
看着当年的教室，墙壁已经泛黄，上面一溜贴着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等伟人的画像，暗红的桌椅被岁月班驳作苍白色，分成七排一路排到教室后方的黑板报下，极为工整的小楷又把黑板报分成几块小园地，玻璃窗户咿呀晃荡，风的声音从碎处而来，一切是这么地熟悉亲切，虽然它已经比记忆里残破和沧桑。不同的只是16年前的我坐在讲台下，而16年后我站在了这讲台上。物是人非，突然想起宋祖英的那首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，抚摩着手里的教鞭，良久。
台下的学生静静地看着我，我自然地笑了笑，习惯地喊了声上课，学生们齐刷刷地回礼站了起来，我的眼光掠过他们的头顶，意外看到最靠墙一个角落的位置上的女学生没有站起来。如果说刚刚这熟悉的一切波动了我心里最柔软和最温暖的部分，都在这一刻被这个女学生的傲慢引发起来不满而淹没。我强压心头的不高兴，冷冷地看着那个女学生——这是我一贯的教育策略，对待不听话的学生这样胜过千万句话去责备。教室里更安静了，大家都循着我的视线转了头去看着那女学生。她垂了头，给了我一个头顶。正在这时前排突然刷地举起一只手，是个男生，刚才喊起立的那个男班长。只见他嗫嚅着嘴说：“老师，张红艳她没有腿，站不起来。”我这才注意到那张特殊的椅子，思维立刻被这句话打得稀啪乱。处理过很多的课堂意外，却从来没有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候。许久我才想起说出三个字“对不起。”那个叫张红艳的女生听到这三个字才抬起了头，又别转了头，然后我看见她用袖管擦了擦眼睛。
我的一个月对调生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拉开了帷幕。以后每次站上讲台，我的眼光那样地宁静，总能看见自己以某个姿态坐在教室的某一隅。
一节课很快过去，走出教室，早晨的阳光温暖地透过我的衣裳，春天的风轻轻地吹拂着，带来乡村泥土和森林的气息，灰旧的教学楼被新绿的柳树包围着，远处是金黄的油菜花，正以盛开的姿势点缀着校园的远景。我的心情前所未有地开朗和清阔起来。
二、接近
最初的新鲜感在慢慢过去，我逐渐感觉到了教学条件上的差异带来的不便。首先是黑板，在省城的时候黑板是自动黑板，这里的黑板是那种墨绿色的铝制黑板，因为使用年限已长，多处明显有黑板擦划花的痕迹。更要命地是黑板擦的绒毛已经掉的差不多，稍微用力不均匀，就会在黑板上发出一声使人牙软的“哧”声，还有就是试卷，这里的试卷必须老师自己手写好，然后拿去刻字，油印，对于已经习惯电脑操作的我来说，这无疑又是一门新活，第一次去油印的时候，一身素蓝衣服被染得黑绿。最恼火的是讲授方式，在省城采用的都是普通话讲课，学生们也是用普通话来回答问题和交流问题，而且我习惯的教学方法是半启发和半自学式，可是这里的学生根本不说普通话，提问的时候根本没有学生自动举手来回答，非要点将，而回答问题的学生往往操持山里的土话，我要听很久才能听懂，还不能保证是否全部听对。他们的教学进程也跟不上省城的脚步，这就注定了你用必须得死定义死教导的方法。参加工作六年来，我第一次感到了教学的吃力。
尽管这样，我的热情并没有消退，我总想着十几年前这个教室里，这样一群学生里的自己。我提倡和鼓励学生们说普通话，给他们讲山外的世界，讲城里他们的同龄人。学生们和我渐渐亲近起来，他们给我讲那个腿残的女学生，在作文里用很感性的话来描叙我这个新老师。他们那生硬的普通话让我沾沾自喜起来。如果不是那件事情的发生，我或许会以为自己是个救世主而得意忘形了。
那是我到这个学校的第16天了，正是晚自习的时间，我批改完作业预备去教室里辅导晚自习，才走到离教室有300米的地方，就听见我带的那个班笑语喧哗。等我气恼地走到教室门前，一推开门进去，脸上就被飞来的物体击中，生疼生疼，原来是一帮男生在玩弹弓。这一下，我立刻火冒三丈，恨不得生吞活剥了这帮学生。看见我因为愤怒而扭曲了的脸，闯了祸的教室立刻安静下来，只听见我粗重的呼吸在回响。极度的愤怒夹杂着恨铁不成钢，我竟然给憋得一句话也骂不出来，在六年的工作中，我碰见过自己的学生早恋，弃学，对抗等等问题，可是从没碰到过在课堂上被自己的学生用石头弹弓击中，摸着那火辣辣疼痛的脸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水泥地板上，清脆可闻。我转身跑出了教室，象一个赌气的小女孩子那样。
下晚自习的时候，我在临时的单身宿舍里躺着，门外轻轻的脚步来了，又走了。门缝里塞进来一张张纸条，我捡起来看，有安慰的，有道歉的，有抨击玩弹弓那些男生的，有班干部自责的，眼泪又啪嗒啪嗒地掉了出来，不过心里却是暖和的。
第二天，我和第六节课的老师商调了一节课，加上本有的第七节自习课开了一个班会，说了十多年前的一节物理课上，一个调皮的男生因为恶作剧，趁前排的女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，偷偷拿掉那女同学的凳子，那女同学回答完后一凳子座空，跌倒在地上，从此没有站起来过。学生们都在沉默，我沉痛地极了：“你们想想，要是假如昨天晚上那颗石头不是打在老师脸上，而不凑巧地打在老师的眼睛里，那老师今天还能站在这讲台上吗？要是万一医治不好，老师成了一个瞎子，你们的心能安宁吗？”那几个玩弹弓的男生深深地低下了头。
看着讲台下忐忑的这群孩子，想起自己青春期某个时刻的叛逆，突然间感慨良多，那些可忘不可忘的故事象一幕幕电影在教室里放映开来。我悲哀地感觉到自己老了，青春的脚步已经那样杳然不可闻。
三、家访
到张红艳家里去的时候，天上正下着雨，本来想等一个晴朗的天去的，可是湖南的天气多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晴，而我这次对调的时间只有一个月，我怕自己拖到回程还无法完成这个心愿。因此只有冒雨前往。
那天和我同去的还有班上的那个男班长和女团支部书记，因为张红艳根本没法站起来，下雨的天气又使她的轮椅在山路上不好用，班长便义无返顾地背着她走。十几里的山路上，班长已经气喘吁吁，我要求我来背，遭到了三人的拒绝，直到我生气才争到了背张红艳的资格。
没到她家的时候，我已经大略知道她家的情形：父母早几年前和她一起出车祸不幸双双死亡，她虽然侥幸地捡了条命却成了残废，从此和奶奶相依为命。尽管心里已经有了思想准备，可她家的情形还是让我吃了一惊——奶奶只是一个半边手臂的老人，小土房摇摇欲坠，屋里一无长物，灶上的锅里煮着清汤的地瓜。这这样一个阴雨天里，看见这样凄凉的一副场景，我的鼻子忍不住一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，被我生生忍了回去。
在和奶奶的交谈里，我得知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原来孙女张红艳的学费一直是和我对调的那个梁老师在交纳，而且田里的庄稼，地里的蔬菜都是梁老师来播、种、收，才让两孙奶得以生活下来。在这里，我不想说自己当时的心酸和震惊，只想感谢这个名字——梁湘成，梁老师，是他给了两条生命呼吸所要的空气。
回学校的路上，我一直背着张红艳，十几里的山路上，我觉得自己象一个母亲。后来打电话给妈妈的时候，妈妈在电话那边唏嘘。听完我的想法后，妈妈全力支持，在我对调的23天后，我的家增添了一个成员，我又多了一个妹妹。如今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在深圳的张红艳是否习惯，已经在老年乐园的奶奶是否习惯，只希望她们在新的生活里能安然。
四、回城
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回到了省城的名校。商业的气息，繁华的气息一股脑象我涌来，使我再生为人的感觉。阔别的学生亲热地围了过来，象我这个班主任汇报着对调来的梁老师，说他那蹩脚的普通话，说他那填鸭子式的教学方法，说他不会用自动黑板的窘迫……我没有批评他们，只说了张红艳的故事，班里鸦雀无声，好几个女生偷偷地抹了眼泪。
城里的日子是喧嚣的，象浮动在水面的落叶，没有安宁的一刻，宁静是那样地遥远，岁月开始老调重弹，我在这熟悉的歌里昏昏欲睡。